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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主人公楚门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身边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摄像头时刻对着他,把他的一举一动直播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最后,楚门发现了这场人生的骗局,并最终逃了出来。他登上那道空中台阶的镜头,也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一幕。 《楚门的世界》在1998年上映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大街上也没那么多摄像头。所以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楚门的世界仅仅存在于电影中。而过了将近二十年,摄像头已无处不在,并且可以实时观看。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早已成了“电影”中的主角。 数据显示,我国家用摄像头目前保有量为将近5000万,这还不算扫地机器人、电脑、冰箱等家电上自带的摄像头。包括我现在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也正对着一个摄像头。摄像头的普及,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便利,我们可以利用摄像头和远方的亲朋打视频电话,在公司开视频会议,平常不在家,还能用手机看看家里宠物是不是有好好吃饭。而那些遍布大街小巷、商店、汽车上的摄像头,也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但如今,本应给我们提供便利和安全的摄像头,却成了一部分人偷窥他人隐私、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目前,摄像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不法分子通过破解IP地址,实现对摄像头的远程操控;另一方面则来自企业的有意为之。 据媒体报道,在淘宝上就可以轻易地买到摄像头的破解软件,有卖家两分钟就能破解一个摄像头,之后就可以随时监控使用者的一举一动。不仅如此,一些人还把拍到的...
今天北京迎来了入冬之后最大幅度的降温,由于天气寒冷,路上骑共享单车的人也少了很多。觉得冷的不仅是骑车的人,共享单车自己也终于进入了自问世以来最冷的冬天。 就在前几天,本该过一岁生日的小蓝单车把生日过成了忌日,也成了继3Vbike、町町单车、卡拉单车、小鸣单车之后又一个摔倒在路上的共享单车企业。但是与几位前辈不同,小蓝单车一度自封行业第三,市场份额仅次于摩拜和ofo。摩拜、ofo的竞争有目共睹,按理说他们拼的你死我活,不干老三的事,但事实却是老大老二打架,老三死了,不免让人有点细思恐极。 小蓝单车的夭亡有很多原因,有自身的、有资本的、有监管的,但唯独没有偶然的。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们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在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将继续以创业创新为驱动,那么像小蓝单车这样的失败案例,就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好的结果无外乎两条路,一个是以高估值上市,另一个是被收购。这两种结果的不同,造成了创业者对待企业态度的不同。这就好比养孩子,有父母希望把孩子培育成人,长大之后光宗耀祖;但也有父母是希望把孩子养得差不多了就拿出去卖掉。前者会好好培养孩子的能力,让他将来在社会上可以立足;后者呢,在卖的时候有个好卖相就可以了,至于孩子是否有真才实学,不是现在需要关心的。 小蓝单车就属于后者。 其实小蓝单车在诞生之初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野兽骑行毕竟是做自行车出身,在车辆质量上有所保证,也正因如此,小...
就在昨天,腾讯股价首次突破了4万亿港币大关,超过脸书跻身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与排名前四的四家公司主打国际市场不同,腾讯的战略重镇在内地,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内游戏市场的巨大潜力。因为据腾讯业绩报告显示,腾讯主要的营收来源是游戏,第三季度腾讯总营收为 652.1 亿元,PC和手游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收入,这其中《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地下城与勇士》等游戏产品功不可没。 现如今,无论你是不是游戏圈内人或投资者,都知道游戏产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巨大产业。然而游戏在中国真正成为上得了台面的产业,却是伴随着游戏社交的兴起。 作为80后,我和很多人一样最早接触的是任天堂的山寨机,或者叫好听一点是FC游戏兼容机。那个时候的电子游戏在社交属性上和传统游戏没有太大区别,也就是说一群男孩子围着电视玩魂斗罗和一群女孩子玩跳皮筋的社交本质是一样的。这一时期各种平台的游戏也算是百花齐放,但在国内还没有形成社会话题,更没有成为产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游戏为游戏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尤其在中国、韩国,网络游戏成为了游戏行业的支柱。有很多玩家认为,2001年前后正是中国单机游戏蓬勃发展的时代,相继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但盗版的出现彻底毁灭了中国单机游戏市场,很多老牌制作厂商也开始转投网游的怀抱。盗版游戏确实对国产单机游戏造成了很大打击,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它毁灭的主要因素,而是市场选择了具有社交属性的网络游...
科技的进步从古至今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市场开发,由资本带动的科技产业一直都遵循着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收益的原始规律。没人知道一个技术诞生后会给产业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就像在3年前,不会有人想到移动互联网可以让你随时对地骑上一辆自行车。 科技和金融市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领域,金融对风险的把控,正适用于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未知。因此,资本具备的推动力和资金优势,正适合科技创新的研发期和开拓期。一方面,资本要判断科技在未来是否具有市场化的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给予科技成果产业化足够的支持。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从这以后,中国进入了科技的高速发展期。近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每年以20%左右的比例增长,年投入额达到4600多亿元,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单凭这一组数字,中国理应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但问题在于,我国科技投入虽大,数量虽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产业化率低的“双低”局面并没有改善。就拿农业来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30~40%,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半。也就是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科技成果,但大部分可以说是做了无用功,不能对推动经济起到实质性作用。 我认为,在科技产业化上有三个主体,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科研院校,一个是应用单位。首先,资本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源头,资本方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政府在投资...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吃饭,席间他频频叹气,说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拿这一桌子菜来说,他点的都是自己平常经常吃的,菜单上推荐的那些特色菜,虽然看着很香,但他却不想尝试。以前他喜欢旅游,现在据说回到家里就不爱出门了,没事坐在电脑前头玩玩游戏,玩的也都是轻车熟路的老游戏。 以前我一直觉得,现代人都喜欢无病呻吟,二三十岁的年纪总爱说自己老了,似乎显示出累了、老了,才能证明自己在努力,在成长。但是和这个朋友聊天,我觉得他可能不是装的,而是真的老了。 年轻人和老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体力和健康,而在于心理。年轻人之所以年轻,是因为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心,都愿意尝试探索一番。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 想想小时候,我们总是见什么就问什么,似乎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也正是在不断的提问中,我们逐渐成长,对世界有了初步认识。问问题最多的时候,也是我们成长最快的时候。这种提问,源自我们的好奇心,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家长老师灌输的。 我记得有一次出差做高铁,车上有个年轻母亲带着个小男孩,男孩坐在椅子上一直不太老实,他妈妈就在旁边聚精会神地看手机。小男孩突然问道,为什么窗户外面的树都在往后跑?他妈妈的眼睛没有离开手机,回答说是因为咱们在向前跑啊。小孩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接着问,咱们往前跑树就会往后跑吗?这回他妈妈干脆不理他了,继续看手机。小孩望了一会窗户外面觉得没意思,又开始东...
千百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方方面面遵循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在五常里,“仁”字排在首位,后世的解读中,“仁”字已由最初对父母的爱,扩展为对他人、对社会,甚至是对宇宙的博爱。孟子更是彻底的性善论者,他认为仁爱是人的天生本性,而恶相对的就是人性丧失。到了现代,一个人是否仁爱,也成为了评判这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在企业或团队中,宽仁的领导深受员工喜爱,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有能耐又没脾气的,才是上上之人。 可实际上,宽厚仁慈虽然是一种美德,但也要分场合,比如在工作中,一味地宽厚无论是对下属还是公司都是不负责任的。在去年,有一期鲁豫有约采访董明珠,董明珠当着鲁豫和镜头的面就对员工发火。很多人认为董明珠太强势,但在我看来,强势不是坏事,而是一个领导人该有的脾气。首先发火的原因确实是员工没把事办好,并不是没事找茬;另外,如果认为在镜头前应该给员工一点面子,那么在镜头前没把事办好的员工是否也给老板面子了呢? 由于从事投资工作,我经常接触各式各样的老板和团队。我发现老板狠一点的,比较强势的,团队也更有凝聚力。因为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决于带头者。强势的领导必然能力也强,他的强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作为员工,工作没做好被主管骂了,其实也是一种激励,因为在乎你才会骂你。如果你事办错了,反而没有受到训斥,说明你已经被放弃了。要是你所在的团队其他人做错事也不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趣店成功赴美上市后,着实体验了一把什么是大喜大悲。网上各种口诛笔伐的声音不断,CEO出来解释,结果越描越黑,反而让人抓住了把柄,最后终于惊动了人民日报和监管部门。 通过这件事,看到了人们对现金贷的严厉批判,我才意识到,资本的原罪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 我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近几年和许多同行一样,一直致力于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无论是成立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还是出版相关书籍,参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论坛,都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金融,参与金融。并呼吁更多的业内人士站出来,保护正在蓬勃发展的互金市场。 但金融在发展的同时,阴暗面也开始显现。在现金贷之前,校园贷的弊端就已经初露端倪。女的要裸条,男的就给父母学校发短信炸弹。开始我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直到我在一篇新闻中看到了一组打了码的图片,都是女孩手持身份证的自拍裸条。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热衷教育公益的人,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发现无数人正努力树立的东西,另一边却有人在摧毁。 现金贷也许没有裸贷、暴力催债这么赤裸裸,但它对正常金融市场的危害一点都不小。 有评论认为,现金贷正在榨干老实人的最后一分钱。但在我看来,现金贷榨取的是那些真正需要用钱的人。现金贷都是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什么人会专门下载APP去借这个钱?一部分是学生,因为没有收入能力,但身在学校这个小型社会,少不了互相攀比,所以就东借点西借点,凑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另一部分人是社会上的...
今年的“金九银十”眼看就要过去了,但房地产销售们脸上却没有往年那种收获的喜悦。数据显示,10月上半月,5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992万平方米,环比9月上半月减少8%,同比减少38%。没买房的老百姓在期盼了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楼市开始降温了。 今年之所以被称为楼市的分水岭,就在于政府的一系列组合重拳。这套拳法不仅速度快,难得的是力道还猛,调控的规模和深度,都非往年可比。而且不同于过去的亡羊补牢,这次是从根源上解决了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想要再找回黄金十年的发展势头,恐怕真的很难了。 那么对于有住房需求的人来说,现在是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还是让房价再落一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房地产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有了趋势之后再结合自身情况,才能做出最合理判断。 一、租赁市场提供更多选择 广州在今年率先开展了租购同权的试点,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租购同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外来人口归属感的问题,让城市能够留住人才。人的事业上升期也是成家立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已经通过多年积累,具备了在城市中生活的技能和条件,但却由于子女上学等问题必须返回家乡或者忍受离别之苦,对城市、对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广州带头之后,多地开始施行租购同权政策,以此留住人才,让冷冰冰的城市更有人情味。 但自从租购同权提出,就有很多声音表示不太看好。其实我们应该多给租购同权一些宽容,用发展的...
做投资的人,最不好把握的,就是未来的投资趋势是什么。因为现在市场变化非常快,你很难预料什么样的新技术和产业模式会引领一波潮流。但做投资也是有方向的,一方面要时刻关注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布局,另一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需求。无论是做实业还是做金融,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人的生活环境。所谓“以人为本”并不单单是一句口号,而是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在本届大会的报告中,有一个转变引起了外界广泛的讨论。那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体现了党中央的人文情怀,也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追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所谓“美好生活”,我认为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幸福”,是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这个变化是持续而长久的,并非随时间流逝而被淡忘的“惊喜”。 从农业革命开始,人类就一直不断地追求物质生活的提升。时至今日,科技的发展早已超过祖先们的想象,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被形容为“神”了。然而,虽然技术提升了,生活质量提升了,但人类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今天的我们不用在田野里狩猎,不用去采摘浆果,却要思考更多的东西,为更多的事烦恼。 烦恼的来源是什么?在...
在苏轼诞辰980周年之际,清华附小开展了一系列缅怀苏轼的活动,其中2012级4班的微信文章《当小学生遇见苏轼》一经发布就受到关注。在这篇文章里,小学生利用大数据分析苏轼的能力让人们感叹自己老了的同时,也在网上引发了大规模讨论,其中不乏一些批评的声音。 批评的焦点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这些研究报告的背后,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参与了多少?众所周知,清华附小是清华大学的子弟学校,不少清华大学老师、教授的子女都在清华附小上学,所以这些报告有他们的支持并不奇怪。可问题是,父母们利用自己的所学对孩子进行帮助,究竟算不算“作弊”?孩子们的作品,到底能否反应他们的真实水平? 其实,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打个比方,学校让写一篇关于动物的文章,做家长的带孩子去趟动物园,给孩子讲讲自己知道的动物习性作为参考,不算作弊吧。而且还能拉近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增加父母的权威性,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在苏轼的报告中,清华附小的家长们主要提供的也是方式方法和参考意见,可谓是授之以渔,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件事是值得被肯定的。 真正让家长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事件引发的无奈与焦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近几年最流行的一句教育口号,但通过《当小学生遇见苏轼》,家长们发现自己就是这条起跑线,而且还无法改变。毕竟孩子打一生出来,学校可以换,老师可以换,环境可以换,但是父母没法换,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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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小松

葛小松,银行家、投资家。具有金融投资领域管理经验,长期进行相关领域研究与探索,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业观点。在文化旅游、地产开发、农业开发等行业具有影响力和驾驭力,主导数十项成功的投资案例。著有《资本大格局》、《现代金融投资者保护》两部著作。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积极履行社会志愿者职务,并担任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理事长一职。